丝绸产地主要在哪个省，浙江哪里产丝绸

http://www.hljdxb.net 时间： 2024-1-10 资讯新闻网

浙江哪里产丝绸，秦汉时期是山东蚕桑丝绸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此时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桑麻种植面积增加、丝织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丝织品生产技术的提高、丝织品品种的增加，以及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改善等方面。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史记·货殖列传》) 一语是对秦汉时期山东齐地生态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的最佳反映。“文彩”是指华美的丝织品，《汉书·货殖传》中说，通邑、大都一年约需“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颜师古注曰：“文，文缯也。帛之有色者曰采。”可见，当时齐地大多数人所穿的都是带有色彩、花纹的服饰，当时人们所着衣料主要是帛与麻，帛是丝织品的总称。这说明，当时山东不仅适宜种植桑麻，而且丝织品生产规模大，技术精湛，以至于人民多“文彩布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气象。

一、植桑、纺织在山东是一种普遍的行为

秦汉时期，山东桑麻的种植相当普遍，如《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中皆有“齐、鲁千亩桑麻”的记录，并有拥有者富“与千户侯等”之说。纺织更是山东妇女的一种普遍行为，汉代大思想家王充《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这里的齐部泛指山东，但主要指齐地，齐地世代从事纺织刺绣行业，妇女个个是能工巧匠;河南襄邑历来善于织锦，因而再愚钝的妇女也变得心灵手巧。这里提到了当时中国丝织业发展的两个中心，一是临淄，二是襄邑。在这两地，纺织成为妇女，特别是民间女子的主要劳动。一年四季，尤其是冬季农闲时节，妇女们往往结伴，相聚从事纺织。《汉书·食货志》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从文中可看出，大家聚于一起，结伴进行纺织刺绣，有诸多好处，第一，“省费燎火”，即节省能源，在生活不富裕的时代，凑在一起工作可以节省不少灯油。第二，“同巧拙而合习俗”，即可以互相学习研讨。第三，大家聚在一起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因为在一起热闹，能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起到提高精神状态、减轻疲劳的作用。第四，“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即将白天和黑夜都充分利用，这样女工一月可得到一个半月的工作时间。总之，秦汉时期山东的妇女是勤劳的，也是辛苦的，不仅冬天的农闲时节，她们不得休闲，因为此时是她们纺织的最佳时节，而且夜晚她们也不得休闲，因为这样可以延长劳动时间，将一月变成一个半月使用。据文献记载，汉代家庭纺织业有的已达到较大规模，如官渡之战时，山阳郡巨野人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三国志·魏书·李典传》)以供曹军之需。这说明，李典生活在一个较大的宗族中，其家族的粮食及丝织品的生产已达到一定的规模，有能力凑集相当的谷帛辅佐军需。

二、以临淄为中心的山东仍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生产规模大，产品数量惊人、质量上乘

我们从两汉时期蚕织生产区域分布图(图3-1图片来源于朱新予《中国丝绸史(通论)》)中可以看出，秦汉时期我国的丝织业生产主要分布于今山东、河南、河北，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区域帛的生产量是巨大的，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汉武帝出巡一次就赏赐帛百余万匹，可见当时全国丝织业的生产规模;即使这些帛取自大农，但按就地取材原则，该有不少征收于山东。此外，政府采用大农桑弘羊的方案，以均输的办法从民间征得帛五百万匹，即“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史记·平准书》)。据估计，那时候要织五百万匹绢，至少须用鲜茧四十万担[1]，2500吨左右[2]。据现存西汉牙尺推算，五百万匹就是2400万平方米左右，而当时全国人口约6000万(西汉末年统计数为5960万左右)[3]，如此算来，人均生产丝织品约0.4平方米。据研究，西汉末年，山东人口密度大、人数多，如济阴、甾川、东平、高密、鲁国、北海、齐郡人口密度居全国前十位;济阴郡138万人，居全国第九位[4]。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山东的蚕桑丝绸生产在全国必占重要地位。

我国的丝绸重要产地主要分布在江浙、两广、山东、安徽、四川。中国丝绸行发展势头迅猛，丝绸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茧丝和绸缎可以主导国际市场生产和价格走势。产业主要分布在江浙、两广、山东、安徽、四川，不同区域产业之间协同。

山东不仅丝织品的生产规模巨大，而且产品数量惊人、质量上乘，这从临淄三服官的设置及其规模可以看出。汉政府曾在全国设有两处服官，一是齐郡的临淄，二是与临淄相临的陈留郡的襄邑。有关临淄三服官，汉元帝时御史大夫、山东琅邪人贡禹曾说：“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干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汉书·贡禹传》)

何为“三服官”?颜师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齐地。”何为“三服”?长期以来，一般沿用李斐(大约为东汉人)的说法：“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即三服官是专为皇室生产春、夏、冬三季精美丝织品的地方特设机构。但是，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宋代学者吴仁杰在《两汉刊误补遗》卷二“三服官”条下写道：“所谓‘三服官’者，盖言其有官舍三所，非谓其为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贡禹论‘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言‘各’，则知其非一矣。《汉纪》载此疏，乃去‘各’字，非也。襄邑亦有服官，独不罢，盖所供龙衮之属，礼不可缺。至临淄三官岁输物不过十笥，如冰素、方空縠、吹纶絮，皆轻靡，而岁费数钜万，此固可省者。禹又言‘三工官官费五千贯’，亦谓每一工官为费若此。如颜、李之说，‘三服官’以‘三服’为名，则‘三工官’又可名‘三工之官’邪?”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日本学者佐藤武敏的《汉代丝织品的生产形态》、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英国学者崔瑞德和鲁惟一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都持此观点，如范文澜在评论西汉官营手工业时曾说：“汉皇室在齐郡临淄设服官三所，称为三服官。起初丝织物每年不过十箱。汉元帝时，三服官扩充到各有织工数千人，每年费钱数万万，专制冰纨、方空縠、吹絮纶等精细丝织物。”[5] 清《历代职官表》卷三七关于内务府体制的历代沿革中提到：“今内务府所辖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官，正汉‘三服官’之遗制也。”又提到：北齐“所设泾州、雍州、定州诸丝绫局，即汉‘三服官’之遗意，与今之织造监督为相近焉。”从清乾隆时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北齐及清内务府丝织机构的设置都是按处所进行，并且都表明是汉代遗制。由此可以推断，汉代临淄三服官或许就是三处官营丝织手工业生产机构，也或许是由三处官所分别制作首服、夏服和冬服三季服饰[6]。

由于临淄三服官生产量大、生产品种多、质量精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每当政府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便下令“罢”齐三服官或“省”部分丝织品。这样的诏令，在汉代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西汉元帝时。这在《汉书》中共有三处记载：《元帝纪》中说，初元五年(前44年)，元帝下诏“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食货志》记载：因元帝二年，齐地大饥，石谷价值三百余，民多饿死，甚至出现琅邪郡人相食的困局，于是，元帝下诏“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贡禹传》记载，元帝即位后，年岁不登，郡国多困，在贡禹的劝谏下，元帝“纳善其忠，乃下诏……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第二次是西汉末绥和二年(前7)，哀帝即位后，为了“制节谨度以防奢淫”，有司条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汉书·哀帝纪》)对于“无作输”，如淳的解释为：“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无复作，皆输所近官府也。”颜师古注认为，“如说非也。谓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输耳。”其实，无论是已成、末成，作与输，一律停止，意在防止奢侈淫逸，可见当时齐三服官影响之大。第三次是东汉章帝建初二年(77)，“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后汉书·章帝纪》)从上述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临淄的三服官经历了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从西汉武帝之前到东汉章帝之后一段时间一直延续不断，罢或省只是暂时的，而长期设置才是其长远的政策。罢和省恰恰是其发展规模大，社会崇尚奢侈之风，以致于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甚至民生的反映。三服官的设置表明丝织业在山东完全突破了家庭副业的狭小天地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行业。

盛产丝绸、丝绸产量最大的省份不是浙江、不是江苏，而是四川。特别是蚕茧和生丝产量，四川绝对第一。绸布的产量，四川和浙江不相上下，但是印染绸和丝绸服装的产量，肯定是浙江第一的。除了浙江和四川，排在其后的省份大致是。

三、山东拥有临淄、东阿、任城国亢父县等多处著名的丝绸产地

我国丝绸产地，与蚕丝产地基本一致。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为我国最大丝绸产地，产量占全国一半。主要集中于苏州、杭州、湖州，称为三大绸市。其次有绍兴、南京、嘉兴，镇江和常州等。四川盆地是我国第二丝绸产区，生丝产量仅次于浙。

临淄是秦汉时期的大都市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列出的二十个都市中就包括山东的临淄和陶。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人主父偃曾说：“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临淄有“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齐一》P100)及“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的历史，自然得到秦汉政府的重视，秦汉政府在此设置三服官就是重要表现。

任城国今属山东济宁市任城区，春秋战国时曾隶属过齐、鲁，秦时改为任城县，西汉时属东平国，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析东平国而置，其亢父县盛产缣。《流沙坠简考释·器物类》有任城缣题字云：“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这是东汉时亢父产缣的有力证明。亢父缣每匹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这与当时河内郡所产之帛每匹仅重二十两、直钱三百五十[8] 相比，价格、质地皆属时之上乘。

[1] 章楷：《蚕业史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

江浙、广东、广西、山东、安徽、四川中国丝绸行发展势头迅猛，丝绸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茧丝和绸缎可以主导国际市场生产和价格走势。产业主要分布在江浙、两广、山东、安徽、四川，不同区域产业之间协同作用有待提升。中国是世。

[2] 朱新予：《中国丝绸史(通论)》，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3]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1页。

[4]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333页。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6] 王子今：《西汉“齐三服官”辨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7] ：逄振镐：《秦汉经济问题探讨》，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202页。

[8]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4～45页。

[9] 刘家骥、刘炳森：《金雀山西汉帛画临摹后感》，《文物》1977年第11期。

[10] 何德亮、郑同修、崔圣宽：《日照海曲汉代墓地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世界》2003年第5期。

[11]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0页。